필사 모드: 38人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 旁观者效应的神话与真实的实验

引子 — 38这个数字

1964年3月13日凌晨，凯瑟琳·吉诺维斯（Catherine Genovese）在纽约皇后区的丘园遇害。两周后《纽约时报》刊出的报道这样写道：38名邻居在窗前看了30多分钟，没有一个人报警。

这篇报道进了心理学教科书，成了象征大都市冷漠的轶事，也成了旁观者效应这个概念的出生神话。直到今天，演讲和专栏里还在引用那个数字。

问题是，那个数字并非事实。用论文读心理学的这一篇，是必须分两层来读的案例：著名的轶事没能通过核查，轶事催生的实验却活了下来，而大众从那个实验里引出的悲观结论，又被真实数据推翻了。我们按顺序把三层一一剥开。

2007年，对那篇报道的核查

蕾切尔·曼宁（Rachel Manning）、马克·莱文（Mark Levine）与艾伦·柯林斯（Alan Collins）2007年在《美国心理学家》上发表论文，重新检视了这起案件的记录。副标题概括了作者的立场：“38位目击者的寓言”。

他们把庭审记录与当年的材料一一对照，整理出的内容如下。

报道里的数字与其说是采访的产物，不如说出自编辑部主任与警方高层的一次谈话。报道的标题写的是37人，正文写的是38人。

这起案件并不是窗外持续30分钟的一个连续场景，而是发生在不同地点的两次袭击；造成致命伤的第二次袭击发生在楼内走廊，从公寓窗户根本看不见。时间是凌晨3点20分前后，而那是三月的纽约。声称听到动静的邻居，大多是在半睡半醒间听到一声短促的尖叫，躺在床上看不到街面。

报警是有的。庭审记录里留有第一次袭击之后有人报警的证词。而且一位名叫索菲娅·法拉尔（Sophia Farrar）的邻居下到走廊，把吉诺维斯抱在怀里直到救护车赶到。这恰恰与寓言所说的相反。

曼宁等人瞄准的靶子不只是报社。一个学科把一篇未经事实核查的新闻报道当成自己代表性概念的出生神话，又因为这个故事把概念解释得太漂亮，便让它在教科书里重复了四十年——这才是问题所在。好的轶事不是好的证据，反而会朝着推迟验证的方向起作用。

为了平衡也要补一句：这并不意味着那一夜什么问题都没有。听到了动静却什么都没做的人确实存在。不成立的是“38个人在旁观”这句话。

可实验本身是真的

读到那篇报道的两位年轻研究者——约翰·达利（John Darley）与比布·拉塔内（Bibb Latane）——没有采用“冷漠”这个解释，而是提出了另一个假说：人数本身可能就是原因。然后他们把它做成了实验。

1968年论文的设计，今天看仍然聪明。纽约大学的学生各自单独坐进一个隔间。以保护匿名为由，他们只能通过对讲机交谈，而且一次只能有一个人说话。话题是大学生活中的个人困扰。谈话中，一位参与者提到自己有癫痫的旧疾，过一会儿真的发作了：他说自己喘不上气、求助，随后声音断了。这位参与者其实是一段录音。

被操纵的变量只有一个：参与者相信对讲机上还有几个人。

当他们相信除自己之外没有别人时，85%的人行动了；当他们相信还有四个人在时，比例掉到了31%。需要帮助的人、参与者的性情、物理条件全都一样，变的只是脑子里的人数。

论文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不是表格，而是观察记录。没有报警的参与者并不镇定：他们手在抖、在冒汗、明显焦躁，事后还急切地问主试那个人有没有事。他们不是漠不关心，而是被困住了。这个区分，是整项研究中最常被遗忘的部分。

三个条件加起来的样本是52人。按今天的标准这是一项小研究，而且建立在参与者被隔在隔间里、彼此看不见的特殊结构之上。可这个结果活了下来。费舍尔等人2011年发表在《心理学公报》上的元分析，综合了105项研究、7,700多名参与者，确认群体规模效应确实存在。同时也找到了重要的条件：当情境明显危险、周围的人在物理上就在身边、并且具备施助能力时，效应会变小，有时甚至反向。

三种机制

旁观者效应不是一个现象，而是三种不同故障的集合。拉塔内与达利把介入之前的路径整理成五个步骤：注意到、把它解读为紧急、把它当成自己的责任、知道方法、付诸行动。三种机制卡在不同的步骤上。

责任分散是第三个步骤的故障。能施助的人有六个，没施助的愧疚也被分成六份。“总会有人做吧”这句话同时在六个脑袋里转。1968年实验里的6人条件量的正是这个。

多元无知是第二个步骤的故障。拉塔内与达利同年发表的烟雾实验把它单独拎了出来。参与者正在房间里填问卷，烟从通风口飘了进来。独自一人的参与者中有75%去报告了；可是与两名被指示毫无反应的托儿坐在一起的参与者，只有10%去报告。这里责任分散不成立，因为烟是自身安全的问题。崩掉的是解读：别人都不慌，看来没什么事。麻烦在于，那些“别人”也在做同样的解读。

评价顾虑是最后一个步骤的故障。万一我判断错了怎么办，万一笨手笨脚地出头、被人笑话怎么办。观众越多，这项成本越高。

诊断不同，处方就该不同。这个区分会在最后一节派上用场。

用代码理解 — 个人的概率与群体的概率不是一回事

大众化的概括把实验结果搬成了这样一句：“人群中没有人会伸手。”可1968年实验测的是一个个人施助的概率。对受害者要紧的是另一个值：至少有一个人施助的概率。这两个值并不朝同一个方向走。

# Each bystander's own willingness decays as the crowd grows
#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here as p1 * n ** -DECAY.
P1 = 0.60      # a lone bystander helps 60% of the time
DECAY = 0.5    # how fast 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 dilutes

print(" n   p(this person helps)   p(at least one helps)")
for n in (1, 2, 3, 5, 10, 20):
    p_individual = P1 * n**-DECAY
    p_group = 1 - (1 - p_individual) ** n
    print(f"{n:2d}          {p_individual:.3f}                 {p_group:.3f}")

# output:
#  n   p(this person helps)   p(at least one helps)
#  1          0.600                 0.600
#  2          0.424                 0.669
#  3          0.346                 0.721
#  5          0.268                 0.790
# 10          0.190                 0.878
# 20          0.134                 0.944

左边一列正是旁观者效应本身：个人介入的概率从0.60崩到0.13。右边一列却朝相反方向走：有人施助的概率从0.60升到0.94。两列都出自同一个模型，两者都是事实。

当然，这取决于假设。把衰减指数提高到1.0，让个人的概率与人数成反比地下降，右边一列也会跟着从0.60掉到0.46附近。也就是说，“人多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人会帮”这个问题的答案，不由理论决定，而由衰减速度决定。而衰减速度算不出来，只能测。

2020年，219段监控录像给出的答案

理查德·菲尔波特（Richard Philpot）和同事们做的正是这项测量。他们拿到了阿姆斯特丹、兰开斯特和开普敦市中心监控摄像头记录下的219起真实公共冲突，逐帧编码。不是实验室的剧本，是真打架。这三座城市之所以被选中，正因为它们的暴力犯罪率差别很大。

结果是这样的：219起当中有90.9%至少有一名旁观者介入；介入者的平均人数是3.76人。而且群体规模效应的方向是反的——周围人越多，有人出手的可能性越高。三座城市之间的介入率差异也并不明显。

必须精确区分这项研究推翻了什么、没推翻什么。它并没有反驳1968年的实验。实验室量的是个人的概率，摄像头量的是受害者面对的结果。这与上一节表格中左列和右列同时为真是同一个结构。崩掉的不是实验，而是大众从实验里引出的结论——就是“人多了就没人帮”那句话。

局限也要公平地写下来。摄像头能显示有没有人介入，却无法告诉我们这次介入是否管用。样本是装有摄像头的公共场所里可见的冲突，因此无法推广到家庭暴力或封闭空间中的情形。

该丢弃的与该带走的

该丢弃的1，38这个数字。它没能通过核查。在演讲和文章里引用这段轶事的习惯也该一并丢掉。所幸这起案件里还留着一个好得多的故事：凌晨三点下到走廊去的那一位邻居的故事。

该丢弃的2，“人群中没有人会伸手”这句话。真实的公共冲突里，90%以上都有人介入。

该丢弃的3，把这项研究当成对人性的冷嘲。1968年实验中没有报警的参与者，手是在抖的。旁观者效应不是恶意的证据，而是情境设计的问题。正因如此，它可以用设计来修。

该带走的1，点名之所以奏效的原因。“那位穿蓝衣服的先生，请打急救电话120，然后回来告诉我结果。”急救培训反复训练这个句式是有道理的：这一句话同时修好了三处故障——指定对象，把责任的分母变成1；大声宣告这是紧急情况，打破多元无知；指明该做什么，消除评价顾虑。把三种机制分开学过，就能看出这句话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该带走的2，一句请求的分量。莫里亚蒂1975年在海滩上做过一个实验：先请旁边的人帮忙看一下收音机再离开，当一名演出来的小偷来拿东西时，有95%的人出手阻止；而在没有拜托、只问了时间的条件下，这个比例是20%。明确接过责任的人，行为是不一样的。

该带走的3，当你自己身处人群时的规则。两条就够。第一，假定我不做就没人做，然后行动。第二，别把别人的镇定读成信息——他们此刻也正把你的镇定读成信息。

该带走的4，急诊室之外的同一个结构。抄送了好几个人的邮件、几百人在里面的故障告警频道、所有人都能看见的代码评审请求，全都是同一种故障发生的地方。处方也一样：用名字指定负责人。值班轮换表和代码属主文件真正在做的，说到底就是把责任的分母变成1。

原文阅读指南

• 报道核查: Manning, R., Levine, M., & Collins, A. (2007). The Kitty Genovese murder an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helping: The parable of the 38 witness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2(6), 555-562.
• 原实验: Darley, J. M., & Latane, B. (1968).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4), 377-383.
• 多元无知: Latane, B., & Darley, J. M. (1968). Group inhibition of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3), 215-221.
• 责任移交的效果: Moriarty, T. (1975). Crime, commitment, and the responsive bystander: Two field experi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1(2), 370-376.
• 元分析: Fischer, P., Krueger, J. I., Greitemeyer, T., Vogrincic, C., Kastenmuller, A., Frey, D., Heene, M., Wicher, M., & Kainbacher, M. (2011). The bystander-effect: A meta-analytic review on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dangerous and non-dangerous emergencie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7(4), 517-537.
• 真实现场数据: Philpot, R., Liebst, L. S., Levine, M., Bernasco, W., & Lindegaard, M. R. (2020). Would I be helped? Cross-national CCTV footage shows that intervention is the norm in public conflicts. American Psychologist, 75(1), 66-75.

阅读提示：1968年那篇论文，一张表就是整篇论文。先看那张把不同群体规模下的报警比例与平均反应时间并排列出的三行表，然后在讨论一节里找到描述未介入参与者状态的那一段读一读。那一段是这项研究最有人味的核心。菲尔波特等人2020年的论文，看按旁观者人数变化的介入概率曲线图就够了。那条与1968年那张表方向恰好相反、一路上扬的线，正是两项研究在测量不同东西的证据。下一篇是同一时期从相反方向提出同一个问题的米尔格拉姆服从实验的再检视。